2008年奥运会刚刚落幕，金融危机就接踵而来。为刺激经济发展，国家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各地为挽救突然降价的房价与地价，开始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名义下陆续出台“购房落户”政策。为拉动内需，城镇化成为官员、学人祭起的不二法宝。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各个省份争先恐后地出台所谓“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双置换”政策。有些中小城市还出现了逼迫农民上楼的城镇化政策，激起了群众的不满。
2010年以来房价的飞速上涨，使原本需要改革的大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变相成为限制外地人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工具。虽然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户籍改革的成果，但将“暂住证”转变为“居住证”的改革，却并没有为农民工带来实质意义的福利。另外，很多地方把中央政府敦促实施的“农民工子弟就地入学”以及对“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推广等又附加到户籍制度管理之上。本应该还户籍制度以人口信息登记功能的改革，却在城镇化过程中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反向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