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 客观、公正地看, 整部小说充满了概念化的人物和概念化的行动、言语, 如“没有精神地说”“带笑地说”“不自然地说”“阴郁地说”“沉思般地点点头”等, 空洞而没有形象性, 使整部作品显得颇为干巴、空洞, 而缺乏形象性。但在这部宣传阶级斗争的逻辑推理式的小说里, 高尔基尽管歌颂革命, 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斗争争取独立和自由, 也反对过多使用暴力, 巴威尔对霍霍尔“杀人”的埋怨, 霍霍尔对自己没能阻止一桩凶杀的悔恨,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关于这个时期的特点及高尔基创作的特点, 汪介之有颇为全面而精当的总结:这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后终于被一场凶猛的暴风雨洗涤的时期。人心骚动, 思想活跃, 社会动荡, 一触即发。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渴望行动的气氛, 但是历史留给这个民族的精神重负还难以一下子摆脱。就在这个时候, 高尔基从社会底层走出来, 以“粗鲁的”语言和不可阻挡的锐气, 喊出了他所熟知的这个社会层次的全部屈辱和挣扎, 苦闷与希求, 也显示出他们那隐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他为恶劣的社会环境压抑并扭曲人性、从而使人成为非人的残酷现实所震撼, 他以充满着哀号和噩梦、蜕化和堕落、复仇与抗争的生活图画来惊醒人们, 他也常常以闪现着亮色的理想图景来抚慰、温暖一颗颗因受伤而干涸的心。他期望能够激励人们起来推翻现存秩序, 争得做人的权利。“人应当成为人, 也能够成为人!”——这就是这个时期高尔基创作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绚丽夺目的童话故事, 还是出手不凡的流浪汉小说, 无论是轰动文坛的《海燕之歌》, 还是《三人》《福马·高尔杰耶夫》和那本“及时的书”《母亲》, 都共同显示出高尔基头16年创作的基本思想指向:社会批判。他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 都是格调高昂, 激情充溢,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 尺幅之中, 常有千里之势, 起到了如茅盾所说的那种“开风气, 振人心”的艺术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