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诗》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绝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弹词”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琰(文姬)的经历。由黄巾起义,她被掳北去起,而说到受诏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的苦楚为止。(琰为邕女,博学有才辩,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陈留董祀。)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吗?如此情调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以同一样的恋爱的情绪,在千百种的幻形中写出,以同一样的人生观念,在千百个方式中写出,都是可能的;却从来不曾有过,以同一个故事,连布局结构都完全相同,乃用同一种叙事诗的体裁,在同一个作家的笔下,连续表现三篇之多的。《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见《续金瓶梅》)。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问题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见其为《悲愤诗》的放大。此外,尚有两篇《悲愤诗》,到底哪一篇是蔡琰写的呢?楚歌体的一篇《嗟薄祜兮遭世患》比较写的简率些,五言体的《汉季失权柄》则比较的写得详尽些。《后汉书》谓:“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则此二章,五言体的与楚歌体的,皆是琰作的了。但所谓二章,未必便指的是不同体的二篇。或者原作本是楚歌体的;成后,乃再以当时流行的五言体重写一遍的吧?不过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练句造语;一开头便自叹薄祜遭患,门户孤单,自身被执以北;以后便完全写她自己在北方的事。没有一句空言废话。确是最适合于琰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习气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一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先之以董卓的罪过,再之以胡兵的劫略,直至中段,才写到自己。且琰的父邕原在董卓的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么痛斥卓吧!诗中叙述胡兵掳略人民的事:“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的《秦妇吟》。像这样的诗,虽用第一身的口气写之,实颇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最有可能的,是时人见到了琰的《悲愤诗》,深感其遭遇,便以五言体重述了出来。后人分别不清,便也以此作当为琰之作的了。五言诗体到了这时,正到运用纯熟之境,作者们每想以这一种新成熟的新诗式,来试试新的文体,而五言体的《悲愤诗》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两大名作,便是他们的伟大的试作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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