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操作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科学事业的中心，合理性就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有组织的结构形式，表现为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和工具的物质的组织和操纵——这里所说的工具服务于一切意图和目的，它是“纯粹”的工具。
对待工具的“正确”态度是技术态度，正确的逻各斯是技术学（techno-logy），它是对技术现实的谋划和反应。[19]在技术现实中，物质和科学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又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的。不过，正是其中立特征把客观现实同特定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即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其中立性则是通过这个社会并为了这个社会而确立的。它在构成新型合理性的抽象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发挥作用。纯粹的和应用的操作主义，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科学的和商业的谋划都在把第二性质还原为第一性质，对“特种实体”进行量化和抽象。
诚然，纯科学的合理性在价值上是自由的，它并不规定任何实践的目的，因而对任何可以从上面强加给它的外来价值而言，它都是“中立的”。但这一中立性是一种肯定性。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形式化和功能化的最重要应用是充当具体社会实践的“纯形式”。科学使自然同固有目的相分离并仅仅从物质中抽取可定量的特性，与之相伴随，社会使人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自然”等级，并按照可定量的特性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即把他们当作可按单位时间计算的抽象的劳动力单位。“由于劳动方式的合理化，对于质的排除从科学领域转向了日常经验领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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