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不仅认为性与命、天与人是密切相连的，人性的形成是“受命于天”由“阴阳二气”所规定的，而且主张人性在后天“日生日成”的过程中，通过“继善”、“习养”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这种“性日生而日成”、“继善成性”的人性论，既考虑到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影响，同时也充分估计到了主体自律和道德自觉，与以往的人性论学说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颜元在人性论问题上，针对程朱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并视前者为纯善，后者为恶源的谬论，提出“非品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的思想；认为，天生万物与人，既以一气凝之形，又以一理赋之性；因人独得天地之全，为万物之秀，故理气、形性在人的身上是合二而一的。他论证说：“夫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赋其形，赋其性矣”，又“心性非精，气质非粗，不惟气质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气质无以存心养性”[99]。这是说，形体气质不但不是“义理之性”的累赘、障碍，而且是人存心养性的基础，若离开具体的形体气质去谈存心养性，则是一句空话。颜元不同意宋儒所说的“性善气恶”，认为“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100]从而批驳了理学家割裂理气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