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十常侍之变”时,顾命首辅大臣何进被狙杀,那么袁隗作为顾命次辅大臣就应该在袁绍、袁术兄弟的拱卫下站到明处,一呼百应以对付阉党。而且,大事将起,袁家的正确谋划应该是这样:由袁隗、袁绍带军去疾追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不能让宦官或其他势力集团乘隙挟持了皇权;由袁术带兵留守在后,扫除宦官余党并收揽何氏余众。
但在现实中,袁隗、袁绍、袁术反而是本末倒置、昏头昏脑地扎堆在一处对宦官们进行斩尽杀绝!反而把“挟天子以令群臣”这个核心要务甩到了脑后不顾不问!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大大的失策。
果然,董卓抢先一步赶到北芒山,将刘辩、刘协控制在了掌中,袁隗、袁绍叔侄失了先机,从此处处受制。汝南袁氏操控皇权、化家为国之大略,就这样败坏在了最后一步“棋招”之上。
而董卓“废帝立新”更是“釜底抽薪”的一记狠招。届时,连新皇帝都是董卓一手拥立的,袁隗虽然贵为太傅,有托孤辅政之权,也无法再与董卓的赫赫权势相抗衡!更何况袁隗的辅政之责的对象是原少帝刘辩,而非新帝刘协。袁隗本人作为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就这样被董卓逼到了无名无分、缺权少势的地步!
这也是袁绍、袁术为何要遁出洛阳潜往关东联合各路州郡兵马发动勤王之役的关键。因为,汝南袁氏在京都“十常侍之变”中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只有跳出局外另起异军,方能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