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承认,这世界上毕竟还有善良,还有善良的人。不是那种举手之劳的善良,是可能要付沉重代价的善良。想到这些,赵翔那颗快死的心又似乎慢慢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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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翔连夜出逃是在1967年1月底,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回到学校是春末的4月,他在“婶娘”家住了近三个月。那期间,他曾多次得到唐光明传来的简短的口信,要他别忙回来,至于为什么他也没说,赵翔就只能想象了。
终于,有一天,牛牛又来了,他说:“妈妈昨天到学校去过,爸爸要妈妈告诉赵叔叔,可以回校了。”
牛牛没有说为什么可以回学校了,他说不清楚。赵翔猜想:难道全国革命造反派都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下了大赦令?不过,当这种想象刚一出现,赵翔立刻感到自己荒谬绝伦,荒谬得可笑。只是,他又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原因。不过,他相信唐光明。
在这些日子里,继“一月风暴”之后,“文化大革命”高潮接着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后一个形势大好接着前一个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小好。各种闪着刀光剑影、扣人心弦的大故事一直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不断演出,又像一部悬念迭起的小说,久久地吸引着读者,让他们难以掩卷。但除了“一月风暴”之外的那些情节,身处大山深处的赵翔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什么“二月逆流”,不知道“森工·井冈山”的头头们和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头头一样被抓进了监狱,不知道“二月逆流”很快又被“粉碎”,那些不久前被抓进监狱的“反革命分子”又被送出监狱,成了革命英雄。唐光明之所以告诉他可以回学校了,是因为这时的形势已和几个月前大不相同。揪斗“牛鬼蛇神”的高潮已让位于群众组织之间你死我活的武斗。在全国各地,由于观点、背景的不同,“革命群众组织”相互争斗,先是“保守派”和“造反派”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后是这一“造反派”和更“革命”的另一“造反派”作对厮杀。“权,权,权,命相连,夺权,夺权,夺大权!”最初用的是棍棒和钢钎,后来用的是从部队抢来的真枪实弹。武斗,如燎原之火,正在演变为又一次的“全面内战”。这些精彩的情节,是赵翔回到学校以后才慢慢从报刊上,从群众组织的小报上得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