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亭沉沉地盯着她的后脑勺,将车内的隔板落下,盯着宋清歌的后脑勺看,“你有孕,我不同你吵,可你这话说得未免太过于诛心,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离开,我都不比你好受半分,我知道再拿掉这个孩子,你定然不忍,可是歌儿,您是我结发六年的妻子,我不可能说,为了一个未见面的孩子,拿我妻子的生命健康去赌,那代价太大了,我们承担不起。”
“是吗,才六年,我觉得日子每分每秒都这么难捱,才过去六年。”
六年于你,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六年于我,却是家破人亡,受尽折磨与凌辱啊。
徐绍亭再退一步,“你若真决定好了,我尊重你的想法,我们去国外保胎,给你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但等到这孩子五个月,一旦彩超有了定论,你只能听我的。”
宋清歌有几分理解不了地看着他,“你为什么总能保持这么理智呢,决定孩子命运的话也能这么薄凉地说出口,什么事情都要做对比,这就是商人利益至上的考量吗?”
宋清歌有孕,敏感多疑,别人的每句话都能触及她的雷区,徐绍亭也只能一忍再忍,“因为你不够理智,所以我要来做这个恶人,原则问题一旦触及到了底线,我就不能放纵你一味的任性,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要是够理智,有你一半的狠,你现在坟头草都三尺高了。”